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能与父母相提并论，可见是多么的重要。朋友有很多类型，在物质化时代的当今，物欲横流世俗泛滥，很多人都把结识到政要、名人、大款一类的朋友当成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我未能脱俗，也时不时拿出官至将军的朋友来显摆，尽管这样，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些家境贫寒的朋友，比如，50年前曾与我一个被窝打通腿，一口锅里抹勺子的乞丐朋友，他是山东微山县人，名字叫朱思彦，算来，当年的小叫花子如今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1970年夏天，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想来也可笑，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我们，是青年人不错，正是学知识的时候，哪能算得上什么有知识。不过，我们都还是被拔冠以“知识青年”的名称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还算幸运，我们只是县城里的知识青年，按政策是下放到本县境内的乡村。我被分配到城西南方向的王店乡，可巧乡民政助理陈殿清是我父亲的好友，征求我的意见去哪个村。我要求村子一要靠近公路，二要村子要河流。靠近公路的是方便回城，有河水是方便下河洗澡。陈助理听后大笑，这样，我就来到了王店乡的蔡庙村，果然这个村子临路近水。
县里给的建房费还没拨到乡里，房子也就没有着落，我们只好暂住在生产队炕烟叶的炕房里，十多米高的炕房在村子里如同鹤立鸡群。为了迎接我们到来，乡亲们都是把自己家里的锅碗瓢盆等等生活用具送到知青点，不成想没几天，这些用具都像是长了腿一样不翼而飞，原来是老乡又都悄悄地拿回到自己的家中，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几个饭碗和一把筷子。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七十年代初期的我们，那就是年轻、单纯和真诚。那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散漫的，生活要求是简单的，但是笑容是真实的。“学生”成为知青的统一标签，不管在哪，乡亲们都是以“学生”来称呼我们，“学生”的含意在这里起了些变化，不是来学习的学生，而代表着有知识和文化，想来也是一种长级的尊称。乡亲们上学的孩子是断然不能喊作“学生”的。
知青生活的当初，让我们感觉到趾高气昂的是村里的一些“四类分子”，见到我们时总是一副唯唯喏喏毕恭毕敬的神态，就是迎面相遇，他们也都自觉的闪到一边，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坏人，是站到我们对面的阶级敌人，必须横眉冷对。一年多的知青生活过去，酸甜苦辣只有自知。收获肯定是的，比如做饭吃饭锅可以不刷，碗可以不洗，解大便可以没有纸，被子可以好多天不叠，也闹出了牵着老牛遛牛让牛打滚，跟着队长去爬（偷）瓜的笑话，
生产队的队长蔡敦书，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有文化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国字脸，声音洪亮，平时对我们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我们的住处也从烟叶炕搬到了生产队的粮仓，后来又搬入到新建的三间新房内。1971年的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因为没有电，正准备早早睡觉，这时咣当一声，队长推开了房门，带进了一股寒气，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带进来冻的瑟瑟发抖两个男孩。原来，他去公社开会回来的路上，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路上遇到两个要饭的孩子，看到孩子路都走不动，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了知青点上来了。
我连忙去锅屋点上灯，给两个小孩拾掇点吃的，灶膛里点上火，在锅里馏上四个玉米和红芋面的窝头，又烧了两碗面子水。两个男孩都是十三四岁的模样，有些腼腆，说啥也不愿意吃，这显然是座假，其实恐怕早已饥肠辘辘了。我故意嗔怪说：“早知道你们不吃，我就不与你们做了。”两个人你看我， 我看看你，一声不吭的吃了起来，不一会，四个窝头、一盘咸菜和一盆面汤吃了个精光。接下来睡觉又出了问题，两个人说啥要到锅屋里去睡，现在人们住在保暖性能相当好的房间 ，有了各类取暖设备，冷个零下十几度没有人不咋呼冷的，当年冬天零下十多度是稀松平常的事，至少也得有个把二个月。队长和我们几个劝了一阵，最后犟不过他们，只好在锅屋里给他们铺上厚厚的豆秸，又给了他们一床棉被，让他们将就一夜。
乞丐的叫法特别多，如叫花子、叫化子、要饭的、乞讨者等等。准确地说来，当时的乞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纯要饭的，他们不要钱，因为生活困苦，也没有人家拿出钱来资助，一个碗，一根打狗棍就是全部家当。因为要饭的人成群结队，有的人家为了应付他们，就专门蒸了一些黑面杂粮馍来打发他们。乞讨要饭的人表达的形式也大有不同，有的是贫嘴呱哒舌，妙语连珠，开口就把目标人家的风水和房子夸成一朵花，看到主人后就夸主人如何善良和漂亮，这样收获甚好。也有的乞讨者是一言不发，往门框上一 靠近，狗狗的狂吠声就替他报了信，主人闻声会前来施舍。不管哪种类型的乞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功，就是要能喝烫嘴的热饭，有的人家向要饭的碗里倒了滚烫的糊糊，这里乞讨者的嘴会贴在碗沿上一边吸溜，一边转圈，为的是降低温度，这样转上一圈碗里的糊湖就喝的差不多了，腾空的碗就能用于下一家的施舍。
第二天一早，同样还是在锅里溜了些窝头和红芋，就着咸菜请两个男孩吃了一顿。吃饭时与他们交谈一下上，原来他们来自微山湖的东岸，家里平日里靠打鱼捉虾和收些湖产为生，到了寒冬时节为了省点口粮，他们就出来要饭，出来一，要在外待二三个月，天气暖和了再回家。这已经是他们结伴第二次出来要饭了。吃过饭，收拾停当，准备沿路继续向南乞讨。这时，生产队准备出工，队长过来了，顺便问两个小孩能干什么活？两个孩子指了指院子里一堆高粱秸。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会编席织箔！队长思索一下 接着说，你们就别走了，留在这里干活，就在知青点上吃和住。
两个孩子乐不可支，跟着生产队的老保管员张罗着找木棒搭架子，去集上买来苘劈子，四短一长的木棍加上几块半头砖，这是全套苇席加工设备。谁都没想到在如此简陋的加工设备上 ，十多岁的孩子让人眼花缭乱的将给牲畜当饲料的高粱秸编织成漂亮的箔，他们是在湖边长大的，自幼就跟着父母学编织，带着细绳子的半块砖拧来绕去，很快就编出一领箔。没几天，生产队的秫秸船（音）就变成了一领领导箔。队长又派社员去村后塘边和公路河边，收割芦苇，毫无用处的芦苇在两个孩子手里又变成了一张张苇席，生产队用不了，就拿到集市上去卖，两个孩子为此也得到了微薄的收入，小乞丐通过一技之长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生产队的活很快干完了，两个会编席织箔小孩的名声逐渐扩大起来。蔡庙村是个大村，有四个生产队，这样，他们的活计又向其它生产队扩展，也有许多村民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做加工，把积存的高粱秸编成漂亮的床上席子。白天，他们出去干活，晚上就来我们知青点住宿，有时也跟我们吃饭，渐渐成为了一家人。与我同室的张新城因家中有事，回城后长时间不回来，我就让朱思彦睡他的床上，他的同伴则与刘天举同住一室。冬夜漫长，寒冷难捱，为了御寒，我就和朱思彦挤在一个床上搂着发给基干民兵日本三八大盖步枪睡觉，两个人抱团取暖，当然就暖和多了。冬天夜长，睡不着时就小思彦聊聊天，至今有许多鲜为人知微山湖的风土人情就是那时从他那里得到的。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细气、心灵手巧像个女孩子。
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我在公社帮助整理新兵政审材料，一不小心被前来接兵的领导看中，领到新军装的那天，朱思彦陪我在知青点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在农村的冬夜，当时说了些相互勉励的话，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后要多加联系，不能忘记这个朋友。恍恍忽忽的油灯下，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带有南京长江大桥图案的塑料皮的笔记本送给我，他说，是他晌午头上趁吃饭的机会，借了辆自行车去王店街上跑了一趟没有买到，又折回十多里路去栖山公社的供销社买到的。要知道，当时这个日记本的价值是他两天劳动的收入啊！
窃以为自己还算是重友情的人。这个笔记本从沛县的乡下跟随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在部队生活了20多年，里面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诗歌和文字，在九十年代又中随我重返沛县故乡，50年的时光逝去，我一直珍藏着。偶尔途经山东微山欢城时，总会想起生活在这里的当年的乞丐朋友，也曾打听到他现在从医，生活的很好，但愿这个朱思彦与他不是重名字的人，碍于每次没有足够的时间停留的原因，一直没有前去探访。
人老了，最容易怀旧，尤其是那些特别时期，特别环境下结识的朋友，这没有职位上的高低，更没有钱财上的多寡，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清澈的像一泓秋水，纯洁的像一团白云，真诚的像一块足赤的金子。
友情虽然被尘封，也会被远离，却始终未曾忘记。牛年之初，一股不可名状的思念之情，不可排解，不可自已。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看看他哪天有时间，送我去微山湖的对岸看望一下那位当年的乞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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