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由此愈加激化的大国矛盾,中国在国际上正遭受压力。面对国际上个别政客、媒体不负责任的指责、抹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坚决、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 若论是非曲直,中方的回应当属典型的正当防卫。然而,中国外交官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尊严的言行遭到污名化,被指责为“呈口舌之快、无事生非”、“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强硬”等等。然而,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 首先,所谓“战狼外交已经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一说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十四亿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已经总体上控制住国内疫情,同时积极对友好国家提供救援。中国同俄罗斯、中亚、东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拉美各国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务实合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已设立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向17个国家派出19支医疗专家组,而且毫无保留地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获得各方高度认同和赞赏。众多国际政要、专家、媒体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力有效,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譬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对媒体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展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球卫生史上前所未见的,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埃及《金字塔报》执行总编曼苏尔表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优越制度作为保障,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利科·马西尼表示:“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中国树立了世界防疫的典范。” 相反,那些指责中国所谓“不透明”、“不公开”、“防疫不力”、“被全世界追责索赔”的国家,自身防疫工作恰恰泛善可陈,不仅给本国老百姓造成重大生命损失,而且还因在国际上屡屡“搅局”而受到世卫组织、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因为强抢盟国从中国订购的口罩而遭到盟友的唾弃。两相对照,究竟是谁得道多助,是谁失道寡助?多助之至,世界赞之;寡助之至,盟友畔之——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再说所谓的“中国外交官呈口舌之快、无事生非”、“中国的话语反击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这样的指责让笔者不禁想起一位古人和一句老话。 《孟子·滕文公下》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真的是好与人争辩吗?非也。孟子心里苦啊。生于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时代,秉持君子之道的孟子不能沉默,亦不可不辩。那么,放眼今日之中国与中国外交,又是因何而“不得已”呢? 中国有句民间歇后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或许最能说明问题。把它翻译成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就是“任我虐汝千百遍,尔须爱我如初恋”……这,未免也太霸道了罢?然而,事实就是明摆在眼前的:早在两国“舆论战”之前,鲰生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直呼“武汉病毒”(Wuhan virus),并通过在讲话中屡次使用该措辞而“明示”这种病毒的源头是中国武汉。无独有偶,鲰生之同僚,另一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官也同样多次公开表示:“我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就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在他们一唱一和的“示范”作用下,一些当地媒体也鹦鹉学舌地说:“中国人需要就新冠疫情正式道歉。……疫情发源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爱吃蝙蝠和蛇。”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这些不实之词甫一发出,便遭到世界科学界的“公开打脸”: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为此还公布了一篇通讯声明,来自8个国家的27名知名公共卫生科学家签署声明,反对一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是人造武器的所有阴谋理论。 我们保持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好捋一捋,是非曲直便自然显现:一开始,面对种种抹黑,中国也没有说什么,没工夫搭理,只是埋头忙于救助自己的人民,同时与世卫组织、友邦芳邻保持密切沟通,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然而,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也是不可辱的。一群宵小之徒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中国的底线,把脏水泼向无辜、英勇、数月来一直奋战在全球战疫第一线的中国人民、湖北人民、武汉人民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必须反击,因为人民需要尊严,真相需被尊重,谣言终将破除。 如果说,中国在被人污蔑、抹黑了无数次之后仅仅发出一句反驳就叫“战狼外交”,那么试问,此前鲰生种种毫无凭证、无端造谣、蓄意抹黑的行径又是什么呢?恐怕只有“疯狼外交”(Mad Werewolf Diplomacy)才能名实相符罢?外开罪于大国,内无能于民生,吾恐“疯狼”之忧不在中国,而在白房之内也。个别外媒为“疯狼”之流张目固然可以理解,但国人之中却亦有少数者与之遥相呼应、亦步亦趋,实在令人费解。此种“逆向种族主义”和“自我污名化”的自虐倾向,可以休矣。 明了上述事实及其发展的逻辑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外交是与国际社会的那些“恶狼”“疯狼”做斗争。在国际社会,“狼”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绝不是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也是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同理,“狼”也总是要吃人的。善良的人们如果不想被狼吃,那必须拿起武器——可以是笔、是话筒、是投枪、是匕首、是航母、是核武。总之,必要努力成为匡扶正义的“打虎武松”,做一只善于斗争却不好斗、勇于捍卫本国尊严与合法权益却又高度自我克制、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功夫熊猫”,如此方能有尊严、有和平、有奔头地活在世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是默然忍受无良政客的羞辱诽谤、挑拨离间,还是挺身反抗携手世界各国并肩战疫、重建秩序,哪一种行为更高贵?相信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终将对此做出明智的抉择。 试看疫后之寰宇,必是合作之天下。 王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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